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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胎动与蜕变中的六朝佛教

2019-10-22 08:38:36

近年来,随着敦煌手稿的整理、日本古代经文、碑铭和石刻的出版以及文献学方法的引入,曾在20世纪70年代沉寂的六朝佛教研究再度繁荣。今年6月,由日本京都大学出版的川陕车先生的专著《六朝隋唐教学发展史》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借此机会,2019年9月7日,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五期“佛教与宗教对话研讨会——“胎儿运动与转化中的六朝佛教”在北京大学靖远二院举行,旨在向学术界介绍川陕先生的重要学术贡献,展示中国青年学者在相关领域的学术进步。就讲习班的主题而言,“胎动”一词强调了六朝时期作为中国佛教成熟形式的许多特征及其与印度佛教和中国本土意识形态传统的联系。“蜕变”是指六朝时期佛教与时俱进的时代意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0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王松教授

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王松教授首先致欢迎辞,向与会学者介绍了该中心的研究目的和本次研讨会的召开由来。随后,依次举行了四次学术出版物和一次圆桌讨论会。

第一个专题介绍侧重于六朝佛教与印度佛教之间的关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孙英刚教授的论文《梁武帝的伟大事业:萧钢《马宝松颂》的思想、信仰和政治背景》明确指出,历史研究应重视文学作品中的宗教意义。他敏锐地注意到,萧纲的《马宝松颂》写于梁太清元年(公元547年)四月。侯景向梁朝投降后不久,马宝,这位轮值国王的七大珍宝之一,被强调与梁国的火的美德有关。本文典型地反映了南朝政治宣传中佛教和地方传统话语的灵活运用。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学松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早期佛经翻译中的“更初”问题分析》的论文。通过仔细梳理《楚桑三际集》中的用例,他指出《更楚辞》是不同译者在旧译本基础上修订的经典。一个特别重要的案例是梁倩张天喜组织的翻译场,它在短时间内改变了朱法虎的翻译,并将其传播到襄阳道安。本文从翻译领域术语的解释入手,揭示了早期经典翻译的工作原理和传播路径。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讲师李灿发表了题为“中国地方佛经注释是如何产生的?”本文是关于尹稚·茹·朱婧阅读课成绩的定期报告。在斯特凡诺·扎切蒂(stefano zacchetti)对早期中国佛教注释分类的基础上,他重新分析了它们的性质,并认为第一部作品,如《阿汉口结12因果报应经》,主要采用了印度流行的阿比达摩和贝利的风格,主要解释了事件的数量,与经文相对较远。第二阶段的作品,如殷金池朱婧,提出了一个新的流派,章句和注释相结合的汉代。语言风格也趋于优雅,标志着当地注释传统的形成。这一传统起源于洛阳安史高宗,并在僧人南下时受到孙武的欢迎。

第二场会议的主题是三教谈判视角下的六朝佛教。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讲师施彭静发表了题为《禹271号《易经》和尚波317号《法华经外义》中的净土思想》的论文。介绍了敦煌文献和引文献的建立日期,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两份文献的思想特点。在他看来,《易经》探讨了空的原则能否支撑善,奖励净土,这反映了“善不受义人奖励的影响”的影响。《文外义》注重不同等级的修行者与净土的关系,强调法身对净土的超越。可见,《涅磐经》、《菩萨环经》与净土思想的结合是《易经》的新发展。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法律政治学院讲师曹玲的论文《佛的形而上学:二元视角下的慧远思想研究》旨在重新审视慧远思想在形而上学和佛教传统中的地位,认为慧远改革了郭象思想中关于自我本质和自然的核心概念,开创了以因果报应为本质的自然观。自我本质是因果报应法则下产生的天赋差异,从而为轮回和幸福提供了形而上学的论证。合法性是指一切事物的共性,是慧远思想的核心概念。此外,慧远围绕上帝、心智和知识的概念,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心性论体系。

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顾纪明在他的论文《再论南北朝时期的儒学讲座与论文》中指出,南北朝时期的儒学讲座应该从两个层面来考虑:一个是作为仪式讲座的皇家或国家层面,另一个是学术层面。前一种制度是从汉魏时期继承下来的,礼仪受佛教讲座的影响不大。后者可以分为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郭子学在当时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博物馆的开放是指首先招募一定的人才,然后建立一个传承儒家经典的领域。它位于鸡龙山、中山等地,与中国人的居住地和佛寺分布区高度一致。可以想象,儒家学说和佛教之间的谈判。

第三版侧重于研究六朝的戒律和注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夏德·美国副研究员的论文《从《易经》看中日韩佛教交流》试图改变这一视角,考察《梵经》对东亚社会生活的影响。首先,对散落的史料进行了考证,对新罗和尚易经的生平和著述进行了考证。据信他的学术遗产属于法门。然后,分析了他在纪律者资格、纪律者资格和再纪律判断问题上的独特见解。指出至义的评论强烈地影响和批判了正义和沉默,其评论中频繁引用《瑜伽师之地论》正是法门宗教意识的体现。正义和沉默并不是为了瑜伽菩萨的戒律而解除梵经,而是反映了梵经的巨大影响。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王乐妍在他的论文《六朝隋唐法律书》中全面编纂了敦煌写本的文本体系。从作品的内部证据来看,已经证实“四法共存以用抄”是在道宣之前确立的,从而梳理出六朝从“三法共存以用抄”(2册)到“四法共存以用抄”(7册)的发展历程,并简要介绍了六朝法律副本在《四法四裁、重覆、补、行、行、仁》等作品中的发展。最后,从中印僧侣生活差异的角度,指出中国佛教协会在各个学科中有着独特的研究风格,法律复制与因果报应之间有着互补的关系,从而对法律复制的背景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清华大学哲学系的盛凯教授在论文《地球科学学派南北双向佛教自然理论学术史解读》中认为,地球科学学派双向思维的二元化划分,即正常与现在、原初与原初,经历了三次建构。首先,朝鲜地理学家自己的思想,如敦煌写本和京应晖元的思想阐释;二是隋唐时期佛教学者吉藏、智毅、湛然的论述,其中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批判意义值得关注。第三是现代学者在此基础上刻意夸大的画面。

第四次会议发表了几组以六朝时期为重点的史料。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吴邵伟在他的论文《无名僧人的名山生涯:中古僧人的日常抄经校勘活动》中选取敦煌手稿s.102《梵经》为例,生动地展示了敦煌地区的校勘文本、定文技术以及无名僧人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并探讨了这个时代的定文理念。本文试图从历史考证和文献分析切入中世纪修道院生活的精神层面。

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李梦在他的论文《打造气龙:南朝僧尼纪念碑的兴起》中大量使用了僧尼传记、百科全书、选集、地方志和出土石刻。他全面回顾了埋葬地点的选择、纪念碑竖立的地方、纪念碑的数量和形状以及书写纪念碑的人的身份。他认为,在南朝严格禁止纪念性作品的背景下,僧尼的纪念性作品表现出了更高的水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志远发表了题为《北朝佛教雕塑碑铭整理》的演讲。他简要回顾了甘佳《佛教雕塑集》的学术史,并对几部大型作品的风格和优点作出了判断。在此基础上,他编制了《北朝佛教雕塑碑铭综合目录》。最后,对佛教碑铭的研究方法和学科前景进行了展望。人们认为,石头和石头、地理、教义和艺术可以被视为佛教碑铭的“四把钥匙”。

圆桌讨论会围绕川善彻教授的新书《六朝隋唐佛教发展史》展开,该书作为日本学术界六朝佛教领域的一个重要新发展,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方法论的反思具有启发意义。王松教授首先介绍并评论了这本书的主要贡献和研究兴趣。他认为船山先生继承了晁衡回历以来南朝重视佛教的传统,对冢本善隆北朝佛教史的研究产生了兴趣。在这背后,他反映了关于南北朝佛教对隋唐佛教影响这一根本问题的不同思想。此外,他还指出船山先生选择三藏的注释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关注瑜伽菩萨派创立的梵经等汉语言文字。对中国宗派谱系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萨巴多师传》的编纂整理,都反映了他一贯的学术立场,即六朝佛教是以印度佛教为基础,结合中国固有思想的混合体。

在场的所有学者都表达了他们对戒律与僧团现实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三大宗教间的谈判方法及其误解、跨学科前沿研究向基础学术训练的转变以及对知识的精神追求的看法。会议期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访问学者、上海师范大学石立善教授、南开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赵文、北京大学访问学者、斯坦福大学李商叶博士以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高校师生出席了会议。他们积极提问,积极讨论学者们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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